自东汉而起，文人士大夫阶层高度重视家世背景，崇尚声誉，相互竞争着在石碑上刻字留念，这一风尚历经桓帝、灵帝时期而达到顶峰。在这一潮流推动下，诞生了《白石神君碑》，与其他汉代石碑一样，它承担着特定的社会功能，其碑文内容主要分为序文和颂铭两部分。该碑对于深入了解从秦汉时期传承下来的民间习俗，以及汉至唐五代书法艺术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。《白石神君碑》，又被民间简称为白石山碑，立于东汉光和六年（公元一八三年），全文共十六行，每行三十五字。碑额上刻有“白石神君碑”五个阳文篆字。碑的背面刻有隶书，与正文书写时间相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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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石萃编》记载，该碑高约五尺四寸半，宽三尺三寸，共有十六行文字，每行三十五字。碑的背面分为三列，其中上列在额后有四行，中列有十二行，下列有十一行。最初，该碑位于苏庄村白石山顶的白石神君庙中，后来被迁移至县学。在一九七四年，元氏县百货公司院内发现了这块碑，于同年五月与《祀三公山碑》一同被运回元氏县，重新安置在距离县城二十五公里的封龙山上，并建造碑楼以保存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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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白石神君碑》气宇轩昂，书法谨严，对于学习隶书和研究东汉隶书来说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本文将从用笔、结字、章法三个角度对其进行简要分析：

首先，从用笔来看，该碑笔画精致凝练，强劲有力，如“将”、“经”、“阳”等字，其方正的字形中透露出篆书的韵味，线条既有写意之抒，又不失阳刚之气。整体用笔清新有力，波磔明显，流畅而典雅，笔画之间，以及一个字的内部笔画都呈现出粗细变化，如“辅”、“进”、“显”等字便是明显的例子。在行笔过程中，落笔自如，洒脱俊逸，追求直中有曲、曲中见直的线条力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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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结字方面，字形结构活泼而多姿，没有丝毫的拘谨压抑之感。字形自然得体，结字方正，骨肉停匀，法度谨严，平正中带有秀逸之气。结字不拘一格，放收自如，方扁长短，茂密宽博，意趣横生，如“王”、“屠”、“神”、“长”等字，虽严谨却又有飞动之势。

再次，谈到章法，该碑整体富有变化，虽然字字紧密，但字形排列参差错落，字里行间透露出意趣和神韵，给人以轻快愉悦的美感。章法较为茂密，温和娴静，显示出高超的谋篇布局匠心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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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代对《白石神君碑》的评价各异。宋代洪适在《隶释》中称：“汉人分隶，固有不工者，或拙或怪，皆有古意。此碑虽布置整齐，略无纤毫汉字气骨，全与魏晋间碑相若；虽有光和纪年，或后人用旧文再刻者。”

清代翁方纲则认为：“是碑书法专主于方整，在汉隶中为最洁齐者。然风骨遒劲，似尤在《校官碑》隶法之上，不得以其近似六朝、唐人而概疑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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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经在《分隶偶存》中提到碑未有慕容前燕元玺三年（公元三五四年）题记，也认为“元玺去光和百七十余年，中间未必重刻。若元玺以后人，又必不肯并题名字摹之也”。

郭尚先在《芳坚馆题跋》中提到：“《白石神君碑》有疑为汉碑而后人重勒者，然观程此书，清劲简远，则此碑断非晋人所为。汉人书原非一体可尽，即此碑结法，要自谨严也。”

杨守敬在跋文中则表示：“……余按此碑在汉隶中诚为最下者，然亦安知非魏晋滥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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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看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代书坛对《白石神君碑》的审美也将不断得到挖掘和扩展。因此，在解读和研习此碑时，我们需要将其放入时代的背景中去解读，回归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客观的状况。只有以更加科学、客观的态度去解读作品，才能深刻体悟该碑所蕴含的精神面貌和艺术美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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